鄧洪波:《中國書院文獻叢刊》前言(修訂)

作者: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鄧洪波 圖文來源:嶽麓書院“中國書院研究中心"

发布时间: 2019-05-01 浏览次数: 14

  

   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作爲全國獨一無二的仍在辦學的千年學府,對研究、保護、傳承書院優秀文化,開拓前進,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。因此,收集、整理書院文物、文獻,研究書院的歷史文化,是我們分內之事。在認真考察當今書院文獻的保存與整理研究現狀的基礎上,二〇一五年我們以“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”爲題,向國家社科規劃辦提出重大項目招標選題,有幸入選并成功中標。開題以來,整個工作進展順利,現在影印本的《中國書院文獻叢刊》即將分輯刊印,謹將我們的思考記録如下,權作叢書前言。

  

一、“書院文獻”的界定

    “文獻”一詞的出現,在我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,歷代關於“文獻”一詞的解釋大約有一百餘種,可謂仁者見仁,智者見智。一九八三年全國文獻工作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制定的《文獻著録總則(草案)》結合現代信息科學和現代文獻的特徵來給“文獻”下定義,將“文獻”定義爲“記録有知識的一切載體”。“記録”包括多種文獻生成形式,例如,傳統的鈔寫、繪、刻、印,現代的光、電、磁記録等。“有知識”突破了傳統的有歷史價值的限制,拓寬了文獻的涵蓋面。“載體”既有傳統的金石、竹木、綿帛、紙,又有現代的磁帶、磁盤、膠片、網絡服務器等,打破了傳統材料的限制。但是,本課題受研究對象和時間範圍的限制,所使用的“文獻”概念僅指“文獻”中的“古文獻”一類,即孫欽善先生在《中國古文獻學》中所説的“由文字記録的書面材料”。而且,從古文獻的基本類型來説,主要側重“傳世古文獻”,輔之以部分“出土古文獻”。

    衆所周知,書院起於唐代,歷史悠久,歷代僅新建書院就有七千五百所以上。千餘年來,因爲記録其發展軌迹,形成了有關教育、學術、思想、文化、民俗、經濟等各方面的數量巨大、種類繁多的書院文獻。但是,“書院文獻”一詞當屬晚近新名詞。雖然李國鈞教授一九九八年鑒定《中國書院制度研究》時,有“該書專章論述書院藏書、刻書及中國書院文獻書目提要,這可看作是中國書院的第一篇有關版本目録學及書院文獻學的綱目”一説,但“書院文獻”一詞究竟起於何時,尚待進一步考定。目前已知,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舉辦的“浙江省文獻展覽會”上,“書院文獻”與“選舉文獻”和“檔案”并列同一陳列室(參見《逸經》第十九期,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,第四頁;《浙江圖書館志》編纂委員會編:《浙江圖書館志》,中華書局,二〇〇〇年,第一百二十一頁)。可見,最遲在一九三六年底,就有“書院文獻”的稱謂,此時距離書院被廢三十五年。

    千餘年來,因爲記録其發展軌迹,形成了有關教育、學術、思想、文化、民俗、經濟等各方面數量巨大、種類繁多的書院文獻。如何界定“書院文獻”,我們思考的出發點是實際工作,服務於長期的書院資料建設,主要屬於“别類定義”的實踐層面,還有待於上升到理論總結的高度。大致而言,我們認爲“書院文獻”應該包括如下幾個方面。

    第一,按照記録手段而言,凡是有關書院的鈔、繪、刻、印的文字,以及圖像、音頻、視頻等資料,都屬於書院文獻。

    第二,書院文獻就其載體而言,以傳統的金石、紙張、竹木、綿帛爲主體,也有一些現代纔出現的的磁帶、磁盤、膠片、網絡服務器等。就其載體形式而言,主要有刻本、寫本、稿本、鈔本、拓本等,數量之大、種類之多、體系之完備,在世界範圍內均屬罕見。

    第三,書院文獻,按照其存在形式,大致可以分爲兩類:專書文獻(包括成本、成册、成卷的文獻)和單篇文獻(收録在其他文獻中的單篇書院文獻,有待析出編輯)。

    第四,書院“單篇文獻”,就其體裁形式而言,可以分成碑記、詩詞賦、序跋、書啓、楹聯,以及各種公文、批復等,散見於文集、方志、筆記、類書、家譜、族譜、檔案之中。據抽樣統計,書院單篇文獻的總量當在三萬篇(首)以上,其數甚巨,一時難以一一處理。

    第五,書院“專書文獻”,也可以叫做“整本文獻”,據抽樣統計,其總量在兩千種以上,其中亡佚約五百種左右,存世一千五百種左右。書院專書(整本)文獻,可以自成一體,內容豐富,文獻與史料價值甚高,值得整理與研究。已經掌握的信息顯示,成書於宋元時期而今又存世的就有朱子《白鹿洞書院學規》、戴溪《石鼓論語問答》、程端禮《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》、胡師安等《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》等近十種,明代近兩百種,清代則數百種,自成系列,構成一個合符邏輯的完整文獻鏈條。而揆諸內容,别類定義,大致可以分成六種類型:綜合體現書院歷史文化與規制的書院志,反映書院講學與學術活動的書院文集、詩集、講義、會語、語録,反映書院教學的課藝、日記、同門録,反映書院制度的學規、學則、會規、規條、章程,反映書院藏書、刻書的目録等,顯示書院刻書成就的大型學術著作。這些文獻記録著書院的歷史進程及其所從事的文化、教育與學術事業,能夠比較全面、系統地呈現書院的悠久歷史、內部規制、多種功能、文化內涵,有很高的學術價值、史料價值。

    需要説明的是,此次整理工作衹針對“書院專書(整本)文獻”,而不涉及“單篇書院文獻”。理由有三:

    一是書院文獻的體量過於龐大,整理研究又處於初級階段,而重大課題例得限時完成,爲了保質保量完成任務,不得不做取捨。

    二是單篇書院文獻太分散、規模太大,一時難以摸清家底,而以前又有過一定規模的整理研究。如筆者主持完成的《中國書院史資料》(全三册)、《中國書院學規》《中國書院章程》《中國書院楹聯》《中國書院詩詞》《中國書院學規集成》(全三卷)等,都是書院單篇文獻的分類結集,總字數已經有六百餘萬,可謂小具規模,已經漸爲學術界所熟悉與利用。

    三是書院專書(整本)文獻的整理研究相對較弱,寶藏深埋人未知,理應發掘。有關情况,一如前述,此不贅言。

  

二、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

    書院文獻極爲珍貴,是一筆巨大的歷史文化遺産。但由於各種原因,損毁嚴重,其保護現狀堪憂,對其進行系統、集成式整理,加以保存、傳播、利用,自有其學術價值與積極的現實意義。

    書院是儒家的大本營,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創新與傳承組織之一。每一種文明都有自身獨特的文化系統和生存方式。唐宋以來,書院開展文化積纍、研究、創造與傳播的工作,將中國傳統的教育、學術、文化、出版、藏書等事業融爲一體,培植學風士氣、民俗風情,養成國民思維習慣、倫常觀念等,貢獻甚大,促進了大一統國家的文化認同。因此,書院是儒家文化、中華文明最核心的要素之一。對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,對於深入理解儒家文化的本質、特徵、運作模式,探求其發展過程的規律及其與中華文明的關係,及評估中華文明在世界中的獨特地位而言,都是一條重要的路徑。

    書院文獻是研究中國古代教育史、學術史的關鑰。書院既是教育組織,也是學術組織,千餘年的書院制度,理論完備,涵蓋面廣,是最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教育遺産、學術遺産。作爲教育組織,唐宋以來,“要讀中國教育史,要研究現在的教育制度,應著重研究書院制度”(季羨林《論書院》)。書院在唐宋以來傳統社會教育史中不但地位重要,而且是其中心議題。作爲學術組織,自宋代學者開創書院與理學結合的傳統以後,書院便與學術互爲表裏,盛衰共命,形成一體化態勢,先後形成程朱理學、陸王心學、乾嘉漢學,乃至新學、西學的盛大局面。對其進行研究,可以進一步厘清書院與宋元明清學術文化的建構、學術派别的産生、學術成果的形成、學術思想的傳播等等之間的關係,推動教育與學術、文化等互動關係的探討。

    書院文獻是中國古代政治史、經濟史、文學史等學術領域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。書院是在特定的政治、經濟環境與文學世界中形成的,故而其文獻除包含教育、學術方面的重要史料之外,還包括政治類、經濟類、文學類等領域的相關文獻。具體而言,書院與官方政策研究、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、書院與地方官僚關係研究、書院學田經濟的研究、書院與商人關係研究、書院的商業化運作、書院詩文雅集活動研究,如此等等,既是書院學研究的重要內容,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史、經濟史、文學史所應關照的獨特視角和場域。

    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,可以推進書院學、歷史文獻學、目録學、檔案學、圖書編纂學等學科建設。書院學是一門方興未艾的學科,民國及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兩次書院學研究高潮的形成,都與書院文獻的整理利用密不可分,新世紀出現的“書院走在復興路上”的盛局(《光明日報》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),亟需理論指導。但在繁榮熱鬧的表象之下,書院研究因爲資料不足而顯乏力。是爲資料瓶頸,期待全面結集文獻,尋找新的突破,開拓書院學研究的新局面。書院文獻被視作專門性史料而遭受冷落,其史料與學術價值被嚴重低估,實際上,綜合運用歷史學、教育學、社會學、文獻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,從不同視角、不同維度,對其進行大規模地系統整理與研究,全面認識其特點與價值,可以拓充歷史文獻學、目録學、檔案學、圖書編纂學等學科的發展空間,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意義。

    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,對當今傳統文化及儒學復興有重大意義。自新文化運動以來,歷經七八十年的動蕩、探索和反思,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,傳統文化在復興,儒學在復興,作爲儒學發生地與傳播基地的書院也在復興。目前,海外新儒家、大陸新儒家及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業已形成了群體性主張。在此形勢之下,各地書院也都在復興或新建,依托官方的有嶽麓書院(湖南)、尼山書院(山東)、中國文化書院(貴州)等,民間書院更是如雨後春笋,如篔簹書院(厦門)、聖源尼山書院(山東)、陽明精舍(貴州)、四海孔子書院(北京)、桐江書院(浙江)等,還有不少基於現代化技術的非實體性網絡書院,以及依書院精神建立起來的各大學的國學院,發展都極爲迅速。據統計,現在仍活躍的傳統書院達到六百七十四所,非傳統書院(含網絡)達七百一十三所,但是由於歷史經驗不足,存在問題很多,必須求教於古代書院文獻。

    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,對當今教育改革有重大意義。教育教學是書院的主要功能。書院是當時學者和官府在反思、解决官學教育困難的基礎上産生的,它反對功利主義,提倡反歸身心的通識教育、古典教育。當今的學校教育就其形式及內容而言,被學術界及社會所詬病者遠非一日。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,毛澤東、胡適等人就已在反思現代西方的學校教育模式,毛澤東還以湖南自修大學作爲實驗場。西式教育從目標上過分注重知識、技術,忽略道德教育、人格教育;主要導向是功利主義的,導致了師生關係的冷漠;其形式過於機械,極端的制度管理與量化考核,對教育規律是一種嚴重扭曲,從而導致現代教育百病叢生。西方教育模式的弊端,恰恰是中國傳統書院教育之所長。書院教育模式在未來的教育改革中自有其廣闊的發展空間,但必須以文獻整理與研究作爲其學術基礎。

    書院文獻是極爲珍貴的文化遺産,對其進行整理是一項時不我待的搶救工程。歷代成書的書院志、學規、章程、課藝、講義、(講會)會録、會紀、同門譜、藏(刻)書目録、山長志、學田志等類型,有刻本、寫本、稿本、鈔本、拓本等載體形式,種類較全,學術、史料與文獻價值甚大,是一筆巨大的歷史文化遺産。但由於各種原因,損毁嚴重,其保護現狀堪憂,據抽樣統計,現存館藏有一千零二十餘種,而總數估計也就是一千五百種左右,亟需通過集成整理的方式加以保存、傳播、利用,避免珍貴文獻散落、損毁情况的進一步加劇。同時,大量珍貴文獻被埋没在圖書館、資料室甚至私人手中,對學術文化發展也是一種巨大的損失。

    書院文獻整理有利於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。書院是儒學的大本營,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。書院與孔子一樣是中國文化的一種特殊符號,是儒家文化、中國文明區别於其他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標志。目前,中國文化軟實力是比較缺乏的。然而,在歷史上中國却具有强大文化軟實力的輸出,以致最終形成了儒家文化圈,其中,書院是最主要的傳播工具。書院早在明代開始,便走出國門,傳到朝鮮(約九百所)、日本(百餘所),以及東南亞各國,甚至歐美地區,成爲當時古代中國向世界輸出文化軟實力的主要途徑,這業已被歷史證明。晚清時期,外國人到中國建立學校,也稱作“書院”,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教會書院系統。可見,書院無論在東方世界,還是西方世界都具有巨大的認同感、感召力、吸引力。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,將會爲中國文化軟實力提升提供文獻、理論支撑,以及歷史鏡鑒,將向世界更加清晰、完整地再現中國傳統書院的形象,再現中國作爲禮樂文化大邦的形象。

  

三、關於本書的幾點説明

   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”以摸底、影印、點校、研究四者爲基本框架。摸底,即摸清書院文獻的家底,編製第一部書院文獻專題書目。意在揭示書院文獻的全貌,讓學術界知道其真實而大量的存在,并能加以利用。影印,原汁原味、化一爲千,意在爲書院研究提供大型的基礎性文獻,儘量展現其多樣性,嘉惠學林,推動研究。點校,則爲書院研究提供中型的經過精選、分主題的系列文獻。研究,注重學術,重點在書院文獻研究,兼顧書院研究。其目的就是要摸清家底,編製出書院文獻的總目録;以影印、點校兩種方式,整理、公開儘量多的書院文獻,進行文獻學研究,初步將“書院文獻”的體系構建起來。

    本書屬於上述框架中的影印部分,以《中國書院文獻叢刊》爲名,注意基礎性、廣泛性,力求全部影印現存“書院專書(整本)文獻”。

    以版本學、目録學指導辨别版本、遴選底本的“影印”工作,是本書遵行的總體編輯思路:區别原刊、重刊、遞修;注重精刊本,亦重視通行本;配補殘缺,輯成全本;木刻、鉛印、活字本,不拘刊刻方式;孤本、副本、手鈔本,聚珍而成善本。利用傳統版本、目録學知識,精心影印書院文獻“集成”。

    具體而言,書院文獻在製作和流傳過程中形成了各種版本特徵,如書寫或印刷的形式、年代、版式、字體、行款、紙墨、裝訂、內容的增删修改,以及藏書印記、題跋、批校等等。研究各種版本的特徵與差异,鑒别真僞優劣,利用版本學的知識,對現存書院文獻先做寫本、刻本、活字本、鉛印本、影寫本、影印本,或宋元明清本,以及官刻、家刻、坊刻本等等分别處理之後,再將無缺卷、未刊削的足本,精校精注本,舊刻舊鈔本,手稿本,原稿本等甄别出來,選作底本,輯成可稱善本的影印本《中國書院文獻叢刊》。

    書院文獻以實用爲主,長期以來不受重視,少有收藏,基本没有僞書的問題,在選擇底本時,我們要遵行先足本、精本,後古本、珍稀本;重視古本但不迷信,重視孤本、善本但不輕信;親自對勘、比較,全面權衡等等原則,同時輔以現代電子技術配補、修復,將影印的書院文獻變成新的善本。

    本書的編輯原則與體例,參見凡例。有鑒於書院文獻分藏各地,難以在短時間內集齊,本書將分輯出版。每輯約一百册。第一辑收録一百二十五種文獻;第二輯收録一百四十種文獻,分地區編排。本書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、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聯合出版。

  

鄧洪波

二○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於嶽麓書院勝利齋

  二○一九年五月一日修訂

  

圖文編發:中國文化書院(陽明文化研究院)中華傳統文化與貴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辦公室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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